和几位年龄相仿的朋友聊天,大伙对儿时共同的感受就是冬天特冷。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沂蒙山区。每到冬天,满眼是雪、是冰。那时,家里特别穷,我们冬天穿的本地布棉袄、棉裤常常是补丁摞补丁。寒风吹来,顺着脚脖向上一直串到下巴。
我家的房子很老,到处透风撒气的。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,屋里还相对暖和一些。可到了晚上,做饭留下的草木灰火星灭了,屋里一片寂静寒冷。我们兄弟几个蜷缩在被窝里,瑟瑟发抖,头都不敢向外伸。早上,水桶结了厚厚的冰,前一晚煮熟的地瓜冻得石头一般坚硬。
冬天,冷得让人讨厌,但它却又能给孩子们带来无限的乐趣。我和小伙伴们最期盼下雪的日子,且下得越大越厚越开心。这时,我们可以带上铁锨、小木板等工具,来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堆雪人、打雪仗。
场院是农村最开阔、最平坦的地方。进入冬季,各种农作物的收获已经结束,场院里除了一、二垛麦草,几乎没有什么东西。一场大雪过后,一床洁白的厚厚的“棉被”,将整个场院盖得严严实实。我们一路上连滚带爬地冲进雪地里,尽情地玩耍。堆雪人,打雪仗。有时一对一地打,有时三两个人对准一个人一起打。谁要是遭到了众人的攻击,那可就惨了,头上、身上被打的全都是雪,直到求饶为止。一个上午下来,大家满头大汗,脸上红扑扑的,身上热气腾腾的,没有一点寒冷的感觉。但低头看看鞋子,全都湿透了。这时,麦草垛上融化的雪水,已长出了半米长的冰琉璃。冰琉璃,就是那个年代的冰糕。我们一人掰一根,一边吃着,一边唱着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回了家。
冬天,不下雪的日子,我们照样有好玩的地方,那就是村头的蛤蟆汪。蛤蟆汪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,是滑冰、打陀螺的绝佳圣地。
有年冬天,我正吃着早饭,邻居三娃子来喊我去蛤蟆汪打陀螺。我不想去,因为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。三娃子一脸不高兴,嫌我不陪他玩。母亲在一旁说:“去吧,早点回来就是了。”我拿出布绳鞭子、陀螺和三娃子一起直奔蛤蟆汪。没想到,厚厚的冰面上滑冰的、跳方的、打陀螺的足足有上百人。我俩找个空地,打起了陀螺。玩上瘾了,也就忘了时间,转眼间已是夕阳西下,我急急忙忙跑回家,被父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。那是父亲第一次训我,是由于我的贪玩而耽误了做作业。
我的小学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度过的。那个年代,由于受“读书无用论”思潮的影响,学习简直就是副业,主业是各种勤工俭学劳动。一年到头,我们春天砸石子,夏天拾麦子,秋天捡地瓜,冬天拾柴火。每到冬天,各种低矮的树枝都被拾柴人偷偷砍掉,山坡上被铁耙搂得“伤痕累累”,远远便看见条条细小的“沟壑”,路上连个树叶都找不到。为了完成拾柴任务,有一天,我和同学李小伟悄悄地钻进了生产队的山林里。他爬上树用镰刀往下砍树枝,我在地上望风,提心吊胆地往提篮里装。突然,远处传来“快抓小偷”的喊声,我一看大事不好,扔下提篮拔腿就跑。可怜的李小伟受到惊吓,腿一软,竟从两米多高的树上掉了下来,小腿摔成骨折,疼得他哭爹喊娘。我没跑多远赶紧返回来,正好被护林员逮了个正着。
这件事,影响很坏。生产队长找了学校,学校找了我父母。这次,一向慈爱的母亲勃然大怒,一个巴掌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。
如果说上次因为贪玩受到父亲训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,那么这次由于偷砍生产队树木挨了母亲的打,更让我刻骨铭心、终生难忘。
冬天,曾给予我快乐;冬天,也给我的童年烙下永远的印记!(黄照广)
淄博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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